这些“黄牛”通常利用短视频平台及各类社交平台引流，再转到社交群等私域完成交易闭环，从而避开监管。抢票环节则交由数量庞大的“抢手”操作，减少被监管部门发现的可能。“黄牛”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可观差价。
收集到买家信息后，“黄牛”会将订单需求发布至其组建的“抢手群”中，几十甚至上百个“抢手”同时蹲守抢票。这些“抢手”往往也是通过社交平台招募而来。有些大学生暑假时间空闲，只需在社交媒体上发相关文案，就会有想做“抢手”的人主动联系。
据透露，这种“隐秘”抢票科技只被少数人掌握，内部脚本不对外出售，只能找他们合作。使用科技抢一张票的成本比“抢手”的佣金高得多。
在今年这个暑期旺季，陈宁决定“薄利多销”，临时招募少量“票务员”拓展业务。这些“票务员”负责在社交平台上寻找客户并联系出售门票。以故宫门票为例，陈宁的收入计算方式是：票务员需要付给陈宁至少90元的拿票价（含门票费60元+手续费30元），支付给“抢手”15元的抢票费后，剩余15元即为其纯利润。票务员愿意卖150元还是200元与陈宁无关，他的稳定收入是每张15元。
市场需求大，自然会衍生出相关的黑灰产业链条。尽管针对“黄牛”产业链的技术监管一直在优化，但目前实名制仅能防控的是“黄牛”提前抢票、囤票然后对外倒卖票证的行为。而最新的“黄牛”模式是提供个性化的“票务服务”，即有需求的客户提前提供实名信息，由“黄牛”精准代抢各类票证的服务。此种模式下，实名制验证等身份识别技术无法有效进行防控。
因此，国家层面的监管部门要承担核心的监管协调功能，确保线上和线下齐发力，形成对“门票黄牛”的有力打击。遏制“门票黄牛”的治本之策在于，应当将公众获取票证的方式变得多元化，避免线上预约成为唯一的渠道。各景点和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，采用人工、系统相结合，场馆、人群分级分类等方法，制定更合理的预约规则。